口述者之三:北京颐和园派出所退休民警朱军先生
采写:傅光明郑实
时间、地点:2002年6月20日下午颐和园派出所会客室
傅:是您接到通报说太平湖发现了尸体吗 您记得这个通报的日子是8月24日，还是8月25日?
朱:印象当中，我总记得是8月23日。可是现在呢，人们都说是8月24日。
傅:大概几点。
朱:大概七点多钟。谁值班记不得了，反正值班员说了，太平湖死人了。我说那去吧。那个地方死的人多了。6月18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要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，红卫兵就开始上街了，扫“四旧”。那地方死的人是城里边的人多，城外的少。都是自杀的，最多的一天我跟湖里捞上来十好几个。
傅:是您自己去的吗?
朱:还有另外一个人，叫葛林。
傅:照您的说法，郝希如根本就没去?
朱:他没去。当时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。是不是他值班，我记不很清楚。如果说他们对这事很清楚，有可能是他值班。当时我和葛林骑着自行车，几分钟就到了太平湖。
傅:那天您发现老舍尸体的时候，是在湖的什么位置 看到之后，是您又叫人去捞的吗?
朱:我上渔场找船。
傅:您刚捞上来的时候，尸体是仰面朝天，还是趴着?
朱:仰面。
傅:您跟胡絜青有交接吗?
朱:对。
傅:胡絜青是什么时候来的 您又是怎么确定这个人是老舍的?
朱:当时捞上来之后，有个演毛主席的特型演员，姓什么我不太记得了，反正老见面。他在马路西边原来老的电影学院，这地方归我管。所以一些老师、演员当时我都认识。这个特型演员，那天到太平湖玩去了。我们一进太平湖东门，他就匆匆走过来说，这死的人是老舍。
傅:他在你们一进东门的时候就说死的人是老舍?
朱:对。老舍我们从来都没见过，仅仅是听说过。但他说见过，就是我们捞的时候，这人一直在。
傅:可在没捞上来之前他怎么知道这个是老舍呢?
朱:人家见过，这尸体浮在水里，他能看得见。
傅:那他怎么知道的?
朱:咱就不好说了，反正他说我见过他，我认识他。我说我们可不认识，咱不能说这死的人是谁。
傅:就等于说这位特型演员是在没捞之前，就说这人是老舍。
朱:我们没敢确定这个人是不是老舍。捞上了人，他拿着个钱包。
傅:胡絜青在看到尸体，并确认是老舍之后，有什么反应吗?
朱:没表情，很严肃，一点眼泪都没有。
傅:遗物里有什么东西吗?
朱:我记得当时在河边只有散落的一些稿纸。字不多，是毛笔字，就是一般的纸。印象当中写的好像是香山红叶之类的内容。
郑:您有没有统计过，1966年在太平湖自杀的大概有多少人?
朱:死了有几十人吧。八月前后那一段死的人不多，8月24日，就老舍一个。那时不像现在工作上这么规范，那时有记录的拿个笔记本哗哗这么一写就完事了。
下篇:弃世的老舍与太平湖记忆
老舍投湖至今是一个谜。
有人称看见他40年前的那个8月24日，在太平湖边一直坐到黎明前，但是那位“目击证人”已无处觅踪；无数人在猜度他在太平湖畔最后一夜的思考，正因为无从了解他的内心，从而生出更多的想象空间。
从1966年8月25日有人把老舍的遗体自太平湖中打捞出水起，喜爱他的人，就一直被多个版本的目击和见证所还原的历史困扰着。老舍决意弃世的那一天，被无数个“当事人”和“亲历者”复原成了他们本人意识中的老舍。
老舍为什么“弃世” 仅仅是因为1966年8月23日被红卫兵殴打吗 在后来见诸文字的报道和口述史中，“扬起的皮带和铜扣、从额头流到眼角的鲜血、推搡……”的现场里一位67岁刚刚走出医院的老人被打倒在地。但这些肉身上的痛苦尚不足以使这位文艺老者放弃整个世界。
这一天，被记录在案的还有:一位“站了出来”的同事揭发老舍“把《骆驼祥子》的版权卖给了美国”，老舍又遭到第二次痛打。
但是这种揭发并不足以摧垮他的世界，还有更鲜为人知的史实:在老舍回国后的50年代初，他同意加入美国作家协会。这一细节对研究老舍的自由主义倾向一直持续到1949年以后，是很重要的依据。在他与其在美国的版权代事人的通信中，老舍同意加入美国作家协会并每年缴纳美元会费。当然，这一活动自然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。他的自由主义精神情结可见一斑。
目前的研究对于老舍身上浓重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几乎被忽略了。他的穷人出身与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共产党是那么的吻合，他于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两个月时回到北京——是年lO月他接到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信件。而当时他正在美国养病。
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的迫切心愿、龙须沟的实地调查、对党的热情歌颂、人民艺术家的称号，使人们无论如何不会把他和胡适、沈从文、傅斯年这些主流的自由知识分子进行类归。因此，人们把他在1946年至1948年间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情结、那种超阶级反内战的态度顺理成章地忽略不计了。
此后，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眼中看到了什么呢?
1954年，胡适被批，俞平伯被批；1955年，胡风被批，“丁陈反党集团”出现；1957年，他的朋友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吴祖光被划为“右派”。
老舍在距弃世不到半年的1966年春天，还主动跑到顺义县陈各庄，为宣传科学养猪写出了一首热情洋溢的快板《陈各庄上养猪多》。
剧作家苏叔阳提到舒乙讲过的一个例子:“文革”刚开始的时候，老舍怀着极大的热情，想参加农民艺术团，去访问农民。但是没让他去。此事使老舍彻底失望，觉得党已不再信任他了。
苏叔阳很干脆地说:他看不到出路。
老舍回国后，一直是人民艺术家，他规规矩矩，怀着要报恩的感情，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。老舍一直用生命去寻求他所热爱的文化，但在“文革”一开始就遭到了“横扫”，面对这些现实，自尊的、以中国文化为生的老舍，看不到出路。
老舍在湖边徘徊了一天一夜，在25日的打捞现场上，人们看到很多写过字的纸扔在湖面上，有人称:上面写的全是毛主席诗词。老舍先生追慕崇高，所以先生的死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是清高的表现。当他觉得活下去的理由已不存在了，要么跟着别人走，起哄；要么不跟着，那还是死。活下去已经没意义了。
老舍在选择另一种存在方式的时候，也选择了走水路。太平湖接纳了这个冤屈的灵魂。离太平湖不远的西南，有个叫葡萄院的地方，是老舍母亲去世时的旧居；再从这里往西北蓟门故里，留着老舍父亲的衣冠冢。这湖水，使一家人再一次三位一体地存在。
在这里，老舍把躯体交付给湖水，把性命交还中国文化，把信仰收归自己。 (本文来源:新世纪周刊 作者:陈焱 杨东晓等)
